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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潮汕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嬗变——从古代农业社会过渡到近代商业社会。作为潮汕社会结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潮汕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古代农业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嬗变。近代海外潮人以极大的热情，通过人员往来、捐资办学、兴办实业、商业贸易等形式和途径，对潮汕侨乡进行有力而有效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使潮汕人在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生活时尚、语言艺术、学校教育、文化心态等方面发生新变化。海外潮人的文化传播对潮汕文化从古代农业文化到近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嬗变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伴随着近代潮汕社会的开放，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潮人纷纷回国投资，兴办新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不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增习“西学”知识，大力传播海外新思想、新知识，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和科学知识。而他们寄回来的报刊，如马来亚寄来的《潮州乡音》等，也对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海外潮人对家乡的文化传播，与外国资本的侵略、社会的开放，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推动力，撞击着潮汕社会的古老大门，“旧的秩序让位于新的秩序……现在毫无疑问正在突然兴起一种对西方教育特别是现代科学方面的需求”。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救国刊物》、《火焰周刊》、《采虹周刊》，以及《岭东日报》、《新中华报》、《汉潮报》、《公言日报》、《民报》、《汕头星报》、《日日新闻》、《潮梅新报》等在潮汕纷纷创办，大力宣传从海外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海外潮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潮汕社会主流文化的嬗变，即作为古代潮汕文化核心的孔孟儒学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观念所取代。
海外潮人为更早、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入国随俗，学习侨居国的很多东西，特别是语言。这些“番话”有的被频繁探亲的华侨带回潮汕地区来，在本土潮汕话中“落了户”。海外潮人“长期在当地生活，既传播了中国文化，也吸收了当地文化，首先是学习、借用他们的语言，丰富了自己的语言内容，逐渐传播到中国故里。”语言是海外潮人对侨乡进行文化传播的首要内容。
随着海外文化的传播，潮汕话吸收来自侨居国语言的词语。表外来物品词语，常用缀“番”字，如番批侨批、番瓜南瓜、番葱洋葱、番薯、番梨菠萝等，还有洋油煤油、英文笔、红毛笔等。借词有不少借自英语、马来语译音的。如篮球投篮称“术”来自英语shoot，扳手称“士巴拿”英语spanner，铁线称“亚铅”来自马来语ayan，街廊称“五脚忌”来自马来语gaki。
随着海外文化的传播，潮汕出现了不少以反映华侨过番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民谣、民谚、歇后语等。有“无奈何，打起包裹过暹罗”、“猪仔船一下上，返唐山免用想”等民谚。有“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火船驶过七洋洲，回头不见我家乡”；“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前世无修身，嫁着女婿去外洲”；“去时小生弟，返时留白须”等。
海外潮人在长期与侨居国人民的生活中，在保留沿袭自己风俗习惯的同时，也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婚姻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祭祀习俗等等。由于民俗具有娱乐性的功能，是“人们工作和劳动之余的一种放松和休息”。因此，海外潮人有意识将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海外习俗介绍到侨乡，同时传播了一些海外生活时尚。
以服装和饮食为例。据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陈达在潮汕调查记述，“喜著西服的时风，在一部分的青年是极盛的，特别是学生或与外洋有过接触的人”；“近年来有些华侨社区的食品，渐呈显著的变迁。菜蔬里面喜欢用辣椒，分明是南洋的习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不但用餐时饮咖啡，即在平时时间，亦以咖啡款客，往往用以代茶。此外，照相、看电影等新时尚也开始在汕头落户。
由于长期来华侨不断出国、入国，潮汕形成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较流行的有：“送顺风”——“侨户有人要出国或华侨回国后要返居留地，亲友邻居就要拿些礼品，如糖果饼食之类来相送，俗叫‘送顺风’，有祝离家者一路平安送风得利之意。”；“落马”——“侨乡有番家各乡，亲朋戚友就会送来礼品的(主要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即接风洗尘之意，俗叫‘落马’。回乡的归侨也就回赠从海外带来的一点东西，最普通的有面巾、水布和糖、饼等”。演“送顺风”或称番客戏——农历八月由侨户凑钱请剧团或纸影戏班唱戏酬神，以祈求旅外亲人平安。
学校是传播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教育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因在海外广见博识，以及光大门槛、践履孝行的心理需求，海外潮人对在本土捐资办学表现出莫大的热情。1900年，丘逢甲到南洋募捐筹办岭东同文学堂；1904年，张公善、杨季岳等华侨捐资4000元创办汕头正始小学堂：1916年，泰国华侨郑智勇在家乡潮安祺园创办智勇高等小学；上世纪20年代以后，河婆中学、南侨中学、兴文中学等陆续兴办。海外潮人掀起的捐资办学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清末潮汕教育的近代化，更是将海外文化有力、有效地传入潮汕。
在海外潮人捐资办学浪潮的推动下，潮汕大地掀起了兴办学校教育的高潮。1911年，潮汕兴办75所新式小学，7所新式中学。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潮汕新学的发展更呈燎原之势。发展到1932年，有小学1747所，中学、乡师、高师及职业学校近50所。这些新式教育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打破“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观念，早开女学之禁，扩大了新式教育的社会基础。如1905年，陈宝莲创办揭阳私立闺秀女子小学堂：1909年，潮阳创办县立女子小学堂。
二是课程设置循序渐进，努力造就“有用之学”。1899年，丘逢甲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结合中西学的教育理念，重视算学、化学、生理学、卫生学，成为在潮汕新学中成就最显著的学堂。
三是应商贸、实业之需而设的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发展较快。除了在一般学堂中开设“有用之学”以外，商业类学校、幼儿园、工人文化补习学校、艺术学校、师范学校等专门性教育机构相继设立。1905年，潮汕铁路局在潮州创办半夜职业传习所；1911年，潮汕创办了岭东最早的正式职业中学——岭东中等商业学堂；1903年，韩山书院改制为师范学堂。此后，揭阳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一批培养教育人才的高中师范、乡师、简师也越设越多。1917年，潮汕首设正规幼儿教育——福音幼儿园。至1935年，仅汕头市就办有幼儿园19所。截至1932年，潮汕有小学1747所，学生155217人，学童入学率达35.65%。近代潮汕教育无论从数量规模上，还是质量结构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海外潮人的捐资办学，不仅为侨乡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海内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由于大多是新式学堂，潮汕学子不仅学习到“西学”科技文化知识，而且学习了“西学”的民主平等思想。新式教育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新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潮人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
受近代潮汕商贸经济大潮的撞击和海外潮人的文化传播的推动，本土潮汕人的文化心态发生嬗变——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文化心态受到挑战和冲击，刻苦拼搏、冒险开拓、精明务实、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心理逐渐生成。
1、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因社会困苦所迫，潮汕人漂洋过海，出外谋生。他们秉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刻苦耐劳，艰苦创业，不少成为“海外巨商”。海外潮人在文化传播中，将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传递回侨乡。捐资办学，不仅向家乡人传递着重要的信息——他们的根在潮汕，潮汕是他们的情感家园；也向家乡人展示了可贵的精神——艰苦创业。他们出洋时两手空空，如今衣锦返乡。何以能衣锦返乡？关键在于艰苦创业。侨批汇的是钱，寄的是家信，但这钱却是他们辛勤劳动而得来的。侨批浸透着海外潮人的亲情，也向家乡年青人警示——“铜钱出苦坑”，一分钱一分辛酸，更是需要一分耕耘。
海外潮人的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激励着侨乡人民。近代潮汕人以其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缔造了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潮人的艰苦创业精神，赢得了社会的公认——其“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们望尘莫及”。
2、海纳百川。海外潮人在异国他乡极其艰苦条件下谋生，除自强不息外，还要克服语言、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等的不利条件，同居住国人民相处。如李嘉诚先生所言，“善待别人，有容乃大”。没有海纳百川精神，海外潮人就难以立足，不易发展。
在文化传播中，海外潮人也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将海纳百川精神给侨乡人民施以影响。对应近代潮汕社会的开放，受海外潮人海纳百川精神的濡染，潮汕人以开放的心态，海纳四方商贾，广招天下货物，以致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百载商埠，成为远东地区“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3、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商业社会的重要表现，是一种重要的商业文化精神。海外潮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形成并坚持诚信经营。事实上，海外潮人在家乡投资建设，捐资办学过程中，也不吝向家乡人施加诚实守信精神的影响。受海外潮人的影响，近代潮汕人也诚信经营。
近代潮汕在全国性信用体系未启之际，就依托亲缘、地缘、业缘会馆等建立起信誉良好的具有“准通货”性质的资信体系，如“七兑票制度”。这种建立在诚信道德和乡土情结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面前，也“独能巍然操伸缩金融之权”。潮商的契约信用观也颇为浑厚，“在信用未堕时期，市上商人买卖一经口头应诺，虽转瞬市情丕变，至于倾家荡产，亦皆履行诺约，不甘食言”。“公平处事……忠信相孚”的诚信经营，使潮商饮誉海内外，从而缔造了一个诚信的潮汕，一个辉煌的潮汕。九游官网app
